必发365手机版 摄影 百年中国历史影像原作展世纪坛开幕,2015华辰影像秋拍圆满收官

百年中国历史影像原作展世纪坛开幕,2015华辰影像秋拍圆满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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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5日,华辰影像秋拍以712万元的总成交额完美收官。其中吴印咸拍摄的“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的原版照片从3万元起拍,一直逐价至70万落槌,成交价为80.5万元。本次影像专场共上拍326件拍品,成交204件,成交率为62.88%。

2018年9月16日,《当历史回归彩色——谢子龙影像艺术馆藏历史影像展》即将启幕。本次展览恰逢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开馆一周年,展出的影像作品跨度约从1850年代到1930年代间,全部精选自该馆馆藏。

浮光旧影——百年中国历史影像精选展2012年4月11日下午2点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一层中心展厅开幕。展出了23位中外摄影师(照相馆)从1858年到1945年的影像作品,包括1860年英法联军随军摄影师费利茨比托拍摄的北京城最早的照片;1869年至1872年约翰汤姆逊拍摄的香港、广州和北京风光;19世纪70年代早期福州同兴照相馆拍摄的福州风光、朱利安・爱德华斯拍摄的福建土楼等共计120余件,都是品相极好的原作。

新入场的藏家携充裕的资金进入影像艺术品市场,是本场秋拍的最大亮点,表明影像艺术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士和资金的认知。在新近入场资金的推动下,影像专场成交额与2015春拍比较,增加幅度超过了10%。

历史与摄影看似毫无干系,却紧紧相连。本次展览策展人、知名摄影家、今日头条图片总监严志刚表示,摄影的本质是真实性,但当我们回顾百年前的历史影像时,却发现都是黑白的。其实,当时的摄影师为了让照片看上去更接近于真实世界,已经开始尝试手工上色的方式。只是随着时间流逝,照片氧化导致了颜色变迁,让这些照片变得怀旧。但由于我们对那个时代的黑白认知,反而让历史中的颜色变得有点陌生。鉴于此,便有了“当历史回归彩色”这个展览。

 据悉,该展览持续到4月18日。

有学术梳理支撑的专题得到藏家的追捧。本次秋拍,华辰影像除了保持市场表现良好的“红色经典”及“摄影史上的名家名作”等常规板块外,还重点策划了“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摄影书和手工书”、“晚清百影”等专题,梳理“一带一路”沿线的收藏脉络,继续拓展和完善中国影像艺术品收藏的门类和脉络。

珍贵的历史影像是对于过去的传承与记录。严志刚介绍,中国早期历史影像,因诞生于两次鸦片战争和联军侵华、晚清没落、逐渐半殖民化的历史时期,大部分影像展现了以西方文明为主体,对东方俯视、攫取、收集、猎奇的优越感心态。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摄影介质的档案记录性,通过对不同摄影师作品的比对和研究,这些作品仍然是今天研究那个历史时期最为真实有效的证据。

展览前言

此次华辰影像秋拍推出的“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摄影书和手工书”专题,勾勒出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摄影师及其代表作品的基本脉络,带领藏家和市场重新审视值得关注的摄影书,其中由英国人查尔斯·兰德勒·戴维斯任主编的远东地区最早将蛋白照片刊载入册的出版物《中国杂志》第三卷、日侵华时期编着的巨着《热河》、我国第一本摄影艺术理论专着《半农谈影》、最早的摄影艺术团体北京光社《北平光社年鉴》(第二集)、民国重要摄影书出版商别发书局的《三峡影集》、朱岚清的手工书《负向的旅程:东山岛2013-2015》等精品均悉数成交。

据悉,“当历史回归彩色”将于9月16日至11月18日在谢子龙艺术馆3楼展区展出。此次展出的影像作品几乎囊括了晚清至民国期间拍摄中国影像的大多知名摄影师。根据内容和形式,照片以手工上色蛋白影像、玻璃干版的彩色影像、数码上色的蛋白影像、数字感应影像呈现四部分展出。展出作品包括约翰·汤姆逊《去长城的路上》、弥尔顿·米勒《广州家庭》、洛伦佐·菲斯勒《在摄影棚中,三个装成挑夫的男孩》、威廉·桑德斯《缝纫女工的流动摊》、《夏装》、《中国的独轮车》、《“中国公堂”》、公泰《上海外滩全景》、约瑟夫·洛克《东巴教祭风仪式》、《神巫》等。

19世纪末在中国活动的外国摄影师,以及中国本土的摄影师,有意无意地把那个时候的中国留在底片上。社会在不断进步,自然和人文环境也在不断变化,曾经精美的建筑的秀美的风景今天已难再见,透过这些摄影师留下的照片,我们得以回看过去。

值得一提的是,“摄影史上的名家名作”板块中,郎静山的代表作品《晓汲清江》经过多番角逐后以9.2万元成交,创下郎静山在影像拍卖市场中尺幅最小,卖价最高的新纪录。

本次展览一方面想藉此形式来探讨,通过彩色来抵达真实的努力,恰恰变成了一种混淆真实的企图。另一方面,这种来自西方摄影师在19世纪的观看心理和角度,按照萨义德的观念,更像是一种霸权主义话语垄断,真正的东方文化需要东方人来参与和表达。对原始影像的技术性处理,让这个展览和当下发生关系,都是一种努力和尝试。

这次展出的历史影像,涉及二十三位中外摄影师(照相馆),时间跨度则由1858年到1945年,其中有1860年英法联军随军摄影师费利茨比托拍摄的被攻陷的大沽炮台、通州八里桥、安定门、午门等北京城最早的照片、清漪园被烧毁前的昙花阁、文昌阁;有圆明园被烧毁后还幸存,但今天也荡然无存的方外观、花园门、双峰插云亭等;有1869-1872年约翰汤姆逊拍摄的香港、广州和北京风光;1870年代早期福州同兴照相馆拍摄的福州风光;1870年代朱利安爱德华斯拍摄的目前已知最早的福建土楼;1870年代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的北京街景;1900年前后山本赞七郎拍摄的北京;1930年代赫达莫理循以独特的女性眼光记录下的北京;1930年代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在美国的展览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肖像,如1860年代弥尔顿米勒拍摄的在自家花园的广州将军;1870年代冯斯蒂菲尔德拍摄的,经过手工上色的上海人像;1870年代怡和洋行大买办唐廷枢和他的族兄弟合影;1888年梁时泰拍摄的李鸿章坐像;1880年代骑马挎刀的醇亲王奕譞;1880年代威武地扛着火枪,骑着马的裕庚;1870年代厦门的苦力合影和福州教会的女童的合影;1940年代优素福卡什拍摄的顾维钧和宋子文肖像等等。

华辰影像2015年秋拍成交价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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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影像经常出现在画册中或互联网上,但是看原作的感觉和看画册,看复制品的感觉天差地别。此次展出的部分影像作品在国外的博物馆或图书馆也有收藏,但个人难以查看,且远在万里之外。北京汉影视觉文化有限公司整理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的收藏,以飨观众。本次展出的影像作品多是最接近拍摄年代洗印的原作,几乎未经裁剪,非常清晰,最大限度保留了原作的细节,为从事文史研究的朋友提供更多的信息,也能从中体会摄影师在拍摄时的心境和摄影史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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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时间:2018年9月16日-11月18日

摄影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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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创作年代:1942尺寸: 16×40cm
6.3×15.7in.制作工艺: 银盐纸基成交价/人民币: 805,000

开幕时间:2018年9月16日星期日上午10点

展览中的百余件作品,涉及二十余名中外摄影师或照相馆,他们几乎都在摄影史上赫赫有名,简介如下:

作者简介:吴印咸(1900-1994),江苏沭阳县人,中国着名摄影艺术家。1922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2年进入上海天一影片公司任美工师,拍摄过《风云儿女》、《都市风光》、《马路天使》等名作。1938年前往延安,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技术及摄影负责人,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南泥湾》等大型记录片。1955年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筹建工作,任副院长,兼任摄影系主任。1970年任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副校长,主持电影系教学工作。1979年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任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名誉主席。1994年任中国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作品简介:为1942年5月在延安参加文艺座谈会的代表们的珍贵原版合影,由着名红色摄影师吴印咸拍摄,“先从前侧方向拍了一张,而后从正面分三断拍了三张,然后将三张底片拼接成一张底片”。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礼堂举行,毛泽东、朱德、博古、任弼时、徐特立等老一辈革命家和100多位鲁艺的文艺工作者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之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遵照这次座谈会制定的文艺方针,全面展开了文艺整风运动,这次座谈会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照片品相保存尚可,略有残损,该影像是那次会议留下的唯一影像,是中国文艺战线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珍贵资料。第一排左起:XXX、凯丰、任弼时、王稼祥、徐特立、博古、刘白羽、罗烽、草明、田方、毛泽东、张悟真、陈波儿、朱德、丁玲、李伯钊、瞿维、力群、白朗、塞克、周文、胡绩伟第二排左起:李卓然、天蓝、XXX、江丰、李雷、艾思奇、欧阳山、姚时晓、王震之、袁文殊、王曼硕、刘岘、石泊夫、郑文、曾克、于黑丁、陈企霞、XXX、XXX、XXX、吕骥第三排左起:丁浩川、XXX、郁文、伯达、傅钟、肖向荣、何思敬、陈学昭、张庚、罗工柳、王斌、于学伟、曹葆华、欧阳山尊、胡采、马加、周立波、王镇武、高阳、张仃、刘雪苇、蔡若虹、胡蛮、XXX、金紫光、伊明、XXX、XXX、周扬、艾青、钟敬之第四排左起:李丽莲、潘琪、唐荣玫、许珂、张水华、任虹、魏东明、宋侃夫、XXX、公木、范文澜、于敏、张桂、严文井、陈荒煤、何其芳、张一然、阿甲、张季纯、张贞黻、任桂林第五排左起:曹东明、杜矢甲、李元庆、华君武、向隅、肖军第六排左起:张望、胡一川、李又然、童大林、王大化。

出品人:谢子龙

费利茨比托(Felix Beato,
1832-1909),1860年随英法联军中的英军来到中国,沿途拍摄了大量照片,尤其知名的是大沽炮台战场和清漪园被烧毁之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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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严志刚

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
1837-1921),曾经在香港开设照相馆,1869-1872年在中国游摄,他高超的沟通技巧和拍摄技艺为摄影史留下很多精彩的作品。

图片 4关野贞、竹岛卓一
《热河》(4册)创作年代1934-1935尺寸: 45×36cm 17.7×14.2in.制作工艺:
古籍善本成交价/人民币: 425,500

策展助理:华剑、罗明

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
1841-1898),1870-1889年服务于中国海关,他在北京期间拍摄了大量的建筑、风景和室内肖像,他拍摄的风景照多有年代记录,为今天研究北京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作品简介:1933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了攻侵热河之战。当反满都统汤玉麟被迫撤出后,日军于3月4日占领了承德。不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关野贞和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研究员竹岛卓一两位建筑学者,便前往承德进行了实地考察,归国后,于1934年到1935年间共同出版了精装四卷写真集《热河》,详细纪录了承德周边古迹古物的真实状况,所辑录照片均为两位编者所拍摄。当时的日本正积极向中国扩张,对于制作此类书籍往往不惜工本,全书图片印刷质量极佳,为当时整个远东地区的最高水平。第一辑拍摄的内容包括避暑山庄、碧峰寺、珠源寺,第二辑拍摄内容包括文庙、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广绿寺,第三辑拍摄的内容包括安远庙、普乐庙、普陀宗乘庙,第四辑拍摄的内容包括殊像寺、广安寺、须弥福寿寺,书封以蓝色麻皮装帧,书446口烫金,制作考究,几近十品,附原装盒,成套保存极为罕见。

学术整理:王溪

威廉桑德斯(William Thomas Saunders,
1832-1892),1860年来到上海并开设森泰照相馆,他不仅拍摄了很多早期上海城市的影像,还在室内摆拍了上海市井平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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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策展人:石玮

恩斯特奥尔末(Ernst Ohlmor,
1847-1927),1868年加入厦门海关,后调往北京,他拍摄圆明园西洋楼照片的最接近烧毁的时间。

图片 5尤素福·卡什
愤怒的丘吉尔创作年代:1941尺寸: 24×18cm 9.4×7.1in.制作工艺:
银盐纸基/签名成交价/人民币: 253,000

展览总监:聂翎

朱利安爱德华斯(St Julian Hugh Edwards,
1838-1903),1861年抵达厦门,主要在厦门活动,拍摄了大量厦门和台湾的照片。

作者简介:优素福·卡什(YOUAUFKARSH)出生于土耳其的阿美尼亚,是一位享誉国际的肖像摄影家。1924年卡什因躲避民族仇杀移居加拿大,随后到美国波士顿学习摄影。卡什的肖像照片风格独特,自成一家,成为后来者必须学习的范本。他使用8×10的大相机、大页片和结像十分清晰的爱克塔镜头,小光圈拍摄。因此,照片层次丰富,影纹清晰,质感强烈,皮肤上的纹理、毛孔、胡须历历可数。他除了关注人物的脸部,还特别注重手的作用,尤其是在拍摄那些经常运用双手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政治家、音乐家、画家时,总是设法把人物的双手组织到画面中,进一步扩大和丰富肖像照片的表现力。在灯光的运用方面,卡什不像照相馆那样求平求稳,而是大胆处理。他的主光和辅光的光比,有时大到1∶3,甚至1∶4,有时主光仅仅被用来勾勒出人物的轮廓,人物的面孔大部分虽然处在阴影中,但又有丰富细腻的层次。除温斯顿·丘吉尔外,在卡什的镜头下留下过科学天才爱因斯坦、大文豪海明威等名人影像,来渥太华的许多名人也都以能让卡什拍摄一张肖像为荣。卡什的镜头下也曾留下过宋美龄、顾维钧、宋子文和贝聿铭等华人的影像。目前,西方许多着名的艺术博物馆都设立专柜收藏卡什的摄影作品。


保罗尚皮翁(Paul Champion,
1838-1884),1865-1866年曾在中国和日本旅行,拍摄了大量照片,回国后以商业方式发行了部分作品。

作品简介:照片摄于1941年12月,是世界肖像摄影巨匠卡什的成名之作。在拍摄丘吉尔这位“伟大的军事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的时间里,丘吉尔总叼着一支雪茄,神情闲散。与人们熟知的坚毅、自信、镇定不相符,于是卡什走近丘吉尔,一把扯掉了他嘴上的雪茄,在丘吉尔正要发怒时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发表后,极大地激励了英国人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斗志,成为英国人的精神象征。照片本身也成了世界摄影史上最着名最重要的影像,一举奠定了其国际肖像摄影大师的地位。这张照片为存世量极少的、由卡什亲笔签名的原作,为影像收藏领域的珍品。

当百年蛋白遇上数字色彩

威廉弗洛伊德(William Pryor Floyd,
1834-c.1900),曾在香港开设照相馆,主要在香港、澳门和广州活动。在约翰汤姆逊离开香港后继承了其照相馆和大部分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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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溪

赖阿芳,华裔摄影师,主要活跃在1870-1880年代,曾在香港开设照相馆,其摄影水平受到外国同行的称赞。

图片 6查尔斯·兰德勒·戴维斯编《中国杂志》第三卷创作年代:1869尺寸:
24×14.5cm 9.4×5.7in.制作工艺: 古籍善本成交价/人民币: 253,000

1830年代末期的法国与英国,摄影术作为当时最先进的发明,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构建了视觉世界的新形态。它揭露了不可逆、对现实世界更“现代”的感知方式。作为一种新模式,摄影立刻占据了人类视觉的一席之地,与其他同样具有艺术性、记录性作品的目的相同,成为了描绘新时代的记录者。

弥尔顿米勒(Milton M. Miller,
1830-1899),米勒1860年抵达香港,后在广州开设照相馆,以拍摄室内人像著称。

作者简介:菲利斯·比托(FeliceBeato,1820-1907),意大利籍摄影师,被公认为全球最早的战地摄影师之一,自1855年至1885年先后拍摄克里米亚战争(1855)、印度叛乱(1857)、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等,足迹遍及全球。同时他也是最早在远东地区拍摄,影响最为深远的摄影师之一。1860年3月比托来到了中国,自香港开始拍摄下了正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国,他的足迹遍及广东、大连、天津、塘沽炮台和北京,他拍摄下了中国最早一批战争题材的照片和长卷,他还是最早拍摄北京颐和园和圆明园残迹的摄影师。1863年至1877年他在日本横滨定居,开设了日本最早的照相馆,并成为了日本摄影的伟大开拓者。菲利斯·比托还是最早使用湿版拍摄的摄影师之一,他独到的取景构图和精湛的摄影技艺,使得他的作品在一百余年后的今天依然震慑人心。亨利·坎米奇(HenryCammidge,1839-1874),英国商业摄影师,是中国摄影史上被遗漏的19世纪在华摄影师之一。自1866至1874年间在上海开设照相馆,他的作品被大量刊载于《中国杂志》(TheChinaMagazine)和《远东》(TheFarEast)之中,他的作品下面多数会写有拍摄地点,照片编号及签名,为当下的摄影史研究和影像资料的使用,提供了珍贵的佐证。

自16世纪以来,探险家、外交官和传教士,通过他们的绘画和文字,将“中国”这个陌生、神秘且具有绚烂文明的国度,展现给欧洲大陆的读者,并让他们为之而着迷。1660年代中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人Johannes
Nieuhof(纽荷夫)、德国的基督教学者Athanasius
Kircher(阿塔纳斯·珂雪)出版了最早描绘中国风貌的画册,在整个18世纪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同兴照相馆,中国人开设在福州的一家照相馆,主要活跃在1860-1870年代,作品构图精美,但是留下的作品不多。

作品简介:《中国杂志》(TheChinaMagazine)创刊于1868年3月,是目前所知远东地区最早地将蛋白照片刊载入册的出版物,由英国人查尔斯·兰德勒·戴维斯任主编,至1870年终刊,共计出版4卷,此册珍贵的善本则是1869年仲夏出版的第三卷。该书是中国题材的影像善本中最为稀缺的一种,据泰瑞·贝内特在《中国摄影史:1861-1879》记载,目前可查证的收藏机构中只有康奈尔大学图书馆藏有完整的一套《中国杂志》,其他收藏有部分单册的机构也仅有伯明翰公立图书馆、苏格兰国家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和哈佛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Museum)五家。该善本全册共计收录了蛋白影像30幅,其中中国题材的影像共有18幅,包括有中国摄影史上最重要的名家菲利斯·比托(FeliceBeato)、弥尔顿·米勒(MiltonMiller)、亨利·坎米奇(HenryCammidge)等最具代表性的影像,如弥尔顿·米勒拍摄的广州城和人物肖像,亨利·坎米奇拍摄的上海及周边,菲利斯·比托拍摄的北京,品相保存基本完好,是十九世纪中国早期摄影史研究最重要的实物之一,也是十九世纪摄影收藏藏品中最不可错过的珍品。

1765年,定居在京城之内的意大利艺术家Giuseppe
Castiglione(郎世宁),被乾隆皇帝雇佣来专门创作一系列歌颂其战功的铜版画。在之后,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探险者与艺术家,都渴望着与他类似的经历与艺术创作形式。

梁时泰,华裔摄影师,最初在香港学习摄影术,后迁往广州,在上海经营一段时间后又前往天津,他传播最广的作品都摄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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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从法国的埃及尔开始,外国摄影师开始记录中国,他们几乎遵循了前辈绘画家同样的足迹,用摄影记录那些风景、建筑和人文,并持续着猎奇。

山本赞七郎(Yomamoto Sanshichiro,
1855-1943),1882-1897年在日本东京开设照相馆,后迁往北京,拍摄了很多北京的风光照,构图讲究,流传甚广。

图片 7鲍迪罗夫·伊万诺维奇
清末北京风景散页(19张)创作年代:1900s尺寸: 21.5×28.5cm
8.5×11.2in.制作工艺: 银盐纸基成交价/人民币: 230,000

在费利斯·比托、达顿与麦克尔斯、密尔顿·米勒、格里菲斯、托马斯·查尔德、约翰·汤姆森、威廉·桑德斯等西方摄影师的带动下,中国最早开放的一批城市出现了众多照相馆,其中知名的有上海耀华照相馆、雅真照相馆、同兴照相馆。随后,以中国本土黎阿芳为代表的摄影师也开始登上中国摄影史的舞台。

冯斯蒂菲尔德(Baron Raimund von Stillfried-Ratenicz,
1839-1911),曾在日本开设照相馆,1875年和1876年两次来到中国。他拍摄的肖像大多经过细致地上色,非常生动。

作品简介:清末庚子时期俄国摄影师伊万诺维奇在北京拍摄的建筑、风景散页。含万寿山佛香阁、排云殿、众香界等颐和园影像5帧,祈年殿、皇穹宇、皇干殿、圜丘等天坛影像4帧,太和门、太和殿、干清宫内景等紫禁城影像3帧,金鳌玉蝀桥、白塔等北海影像2帧,钟楼、寰海尊亲牌坊等雍和宫影像2帧,俄国大使馆门口合影1帧,西苑大佛殿1帧,奉天白塔1帧。品相保存完好,清晰度极佳,尺幅较大,为记录清末北京皇家建筑的珍贵影像。

所有这些以玻璃湿版和玻璃干版为主的蛋白影像,通过今天的电脑上色技术,重新被赋予新的信息和含义。

赫达莫理循(Hedda Hammer Morrison,
1908-1991),1933-1946年活跃在北京、承德等地,她以特有的女性眼光,捕捉老北京城最美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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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素福卡什(Yousuf Karsh,
1908-2002),世界著名人像摄影大师,虽然他没有来过中国,但拍摄了顾维钧、宋子文、宋美龄等中国知名人士。

图片 9阿芳、威廉·普莱尔·弗洛依德清末广州台风及福州等地肖像相册(41张)创作年代:1870s尺寸:
最大:20.5×27cm 最小:11×12.5cm制作工艺: 蛋白照片成交价/人民币: 230,000

上海私塾的学生们,23.3cm_28cm,蛋白印相,1880年 格里菲斯

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良友公司是伍联德于1925年在上海创办的出版机构,1932年组织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前往名山大川拍摄照片,多次在国际影展上获奖。

作者简介:弗洛伊德1834年出生于英国,1865年以前曾在上海、澳门的照相馆工作,1866年迁至香港,任西尔维拉照相馆(Silveira&Co.)摄影师,1867年接管照相馆,后开设“辉来”照相馆(VictoriaPhotographicGallery),并自称为“东方规模最大的照相馆”,主导了香港中外影楼人像摄影的价格战。1872年,弗洛伊德因商业竞争失利,将照相馆出售给埃米利·瑞斯菲尔德(EmilRiisfield)的香港照相馆(HKPhotographieRooms),专注经营风景照片”,是19世纪70年代远东最好的摄影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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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少校(Major J.C. Watson,
c.1834-1908),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训练宁波的地方武装。他并非专业摄影师,但为我们留下了多张宁波卫安勇的照片。

作品简介:此本装帧精美的清末相册包括了中国题材照片17幅,均为原底晒印未经裁剪的蛋白大照片,其中以阿芳拍摄的一组八张报道1878年4月11日沙面台风的照片最为珍贵。每张结带有弗洛伊德照相馆的英文说明。据广州地方志记载此次台风“自杉木栏外至顺母桥之间,倒塌房屋1500余间,河面覆船百艘,伤毙数百人。沙面外国人居住区有6间洋房被夷为平地,有3座仓库倒塌。在西郊倒塌的房屋中有几处着火,至次日火才熄灭”。另外相册中还包括了弗洛伊德拍摄的肖像摄影9张,其中福建女性照片7幅,包括女乐师、拣茶女、小脚女人坐像,老妇人坐像等,詹五九大幅肖像1幅,日本仕女照1幅。这9幅肖像清晰度极佳,品相完好,反映了弗洛伊德肖像摄影的风格与特点。另外20余幅则为世界各地风光蛋白照片。整本相册保存完好,带有介绍文字,是研究中国早期摄影史的珍贵实物,极具收藏和参考价值,为国家博物馆级的藏品。

上海私塾的学生们 格里菲斯 (上色后)

亨利卡米基(Henry Charles Commidge,
1839-1874),主要活跃在1860年代晚期到1870年代早期的上海、苏州和宁波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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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菲斯(David Knox
Gtiffith,c.1841-?),1860-1870年代活跃在香港和上海的一位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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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洋人生活及武昌起义影集(371张)创作年代:1900-1910s尺寸:
最大:20×28cm 最小:5×5cm制作工艺: 银盐纸基成交价/人民币: 172,500

在摄影棚中,三个装成挑夫的男孩,上海 19.5cm_26cm,蛋白印相
洛伦佐·菲斯勒

唐纳德曼尼(Donald
Mennie,1899-1941),他本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但酷爱摄影,出版过《北京胜观》、《扬子江风光》、《中国的南与北》等画册。

作品简介:为清末在汉口居住的外国人拍摄、收集整理的照片集,除含外国人在汉口合影、举行婚礼、参加赛马活动、当地中国人日常生活风俗照片等,还收录有60余帧武昌起义时的珍贵影像,包括死伤的士兵及平民、被炮火摧毁的民房废墟、警戒的外国军队、被俘的敌军及行刑后的首级等,其中十余帧宽幅照片颇为少见,给人以极强的视觉冲击,凸显了这场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的残酷。品相保存完好,为反映清末汉口外国人活动、武汉等地清末风俗、武昌起义过程的珍贵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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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轩照相馆,一家在杭州,活跃于清末至1930年代的本土照相馆,以拍摄西湖风景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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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摄影棚中,三个装成挑夫的男孩,上海 洛伦佐·菲斯勒(上色后)

允许转载,转载时请标注来源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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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游世界》杂志(1860年-1910年)创作年代:1860-1909尺寸: 31×23cm
12.2×9.1in.制作工艺: 古籍善本成交价/人民币: 17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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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为法文《环游世界》杂志于1860-1910年间发行的原版杂志,其中多篇关于中国内容的文章,记录了西方人眼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件、日俄战争等,中并配以约翰·汤姆逊(JohnThomson)等人照片为蓝本制作的版画,其中1864年卷本中中国内容尤为丰富,涉及上海、天津、北京的城市风貌、刑罚、建筑景观、军队守备等,并专门撰文描述圆明园,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最早揭露事实的西方文献之一。品相保存完好,不仅为研究早期中西方视觉传播的珍贵史料,也是收藏早期摄影作品的重要参考工具书。

广州家庭,20cm30cm,蛋白影像,1862年 弥尔顿.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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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9

图片 16

图片 17郭锡麒
郭锡麒摄影底片(149张底片 12张照片)创作年代:1930s尺寸: 10×8cm
3.9×3.1in.制作工艺: 原始底片成交价/人民币: 161,000

广州家庭,蛋白影像,1862年 弥尔顿.米勒(上色后)

作者简介:郭锡麒(1895-1976),广东中山人,我国早期美术摄影名家,受到同时代人的高度推崇。他于1929年加入“中华摄影学社”,与郎静山、陈万里、胡伯翔等着名摄影家同为“华社”的活跃分子。摄影师以风光摄影见长,精于照相着色技术,被誉为“最擅长设色”的摄影家之一。郭锡麒从研究摄影艺术开始,从拍摄、冲洗、晒印、放大、以至修底、着色,均自己动手,样样均臻上乘,从1934至1946年间,在上海、昆明、南京、杭州举办过6次个人影展,出版有《南京影集》、《西湖倩影》影集。


作品简介:此组珍贵拍品为摄影师家族旧藏的照片及底片集,共计收录了其于民国时期拍摄的底片149张,玻璃底片7张,其中浙江地区82张,包括杭州45张、清道观19张、莫干山11张、绍兴7张,成都天台山22张、印度等地15张,还囊括了其人像、花鸟作品及私人留影35张,另有12张黄山风景原版照片。画面唯美动人,洗印技术高超,不仅体现了郭锡麒摄影的技术与风格,还反映了当时民国摄影美学的发展。底片品相完好,是研究民国摄影不可多得的实物。

桑德斯和珍贵的手工上色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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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溪

图片 18威廉·克莱因
枪创作年代:1955尺寸: 36×26cm 14.2×10.2in.制作工艺:
银盐纸基/签名成交价/人民币: 138,000

19世纪40年代,照相馆行业蓬勃发展,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极速的在欧亚大陆扩张。

作者简介:威廉·克莱因(WilliamKlein,b.1928)美国人,摄影大师、导演,生于1928年,1956年拍摄并出版画册《纽约的生活对你有利—威廉·克莱因恍惚中看到的狂欢》在欧洲的巨大反响。在画册中他使用了被称之为“摄影中所不应干的失败做法”,以人为的事故、粗颗粒、模糊和变形,构成了全新的视觉语言,从而恰到好处地将纽约的生活充满激情地展现在世界面前。1963年被世界摄影博览会的国际评委推选其为摄影史上30名最重要的摄影家。

1860年代,中国与日本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中,照相馆比比皆是,他们以“猎奇”为重点,因地制宜拍摄当地的风土人情、景物、人像,将蛋白照片制作成册,客户主要面向西方的旅行者购买以作纪念。

作品简介:这幅1954年在纽约百老汇第一03号街(Broad-wayand103rdStreet)照相的《枪》,被公以为是克莱因所有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画面中中手持枪支、脸面凶狠的人,虽然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但给我们的感觉却布满着暴力和仇怨。枪口后面那副令人难忘的神情,反映出了美国年青一代心目中的暴力倾向,显示着这个国度的社会形态标题。克莱因就是在这种等闲夫轻视不赞同的生存场景中,用“不这样成功”的取景手法真实地重演了生存、并揭示了实质。此幅照片被载入各个版本的世界摄影史当中,对之后的摄影发展影响深远。照片品相完好,背后带有摄影师签名。

1863年,最早到达远东地区的摄影师费利斯·比托在横滨开设了照相馆。他采用日本传统水彩上色技术,通过与日本画家合作,运用到了照片后期制作之上。比托是全世界最早采用透明水色上色技术的摄影师。

手工上色很快在中国也流行起来。在上海开设照相馆的英国人威廉·桑德斯,1866年使用手工上色技术,制作了一系列上海风俗与肖像作品,被公认为是这一时期最经典的肖像作品之一。此时的上色技术,与我们看到70年代国内照相馆的上色手法与方式,十分相似。

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是1862至1887年活跃于上海滩的英国摄影师。英国著名摄影史学家泰瑞·贝内特在《中国摄影史——西方在华摄影家1861-1879》中称其为“主宰了上海摄影界27年的摄影家”。

桑德斯的作品一般使用导演情境的摆拍形式。作为对图片“卖点”有着深刻理解的桑德斯,着手设计场景,找来模特,寻找恰当的道具,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记录于相纸纸上。这些照片深受西方游客喜爱,也构建起了那个时代西方人对中国的视觉印象,流传至今。

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桑德斯的影像都代表着十九世纪中国摄影的最高水平,尤其以他手工上色的代表作最为珍贵。如今,欧美重要博物馆和摄影博物馆几乎都收藏着他在中国拍摄的作品,是关于晚清中国最重要的视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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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女工的流动摊”,1866年 威廉·桑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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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独轮车”,1866年 威廉·桑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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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合影”,1866年 威廉·桑德斯


以“公泰”为代表的中国摄影

王溪

中国人对摄影的初识,可以总结为“谈影色变”: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身为皇亲国戚的恭亲王,面对摄影师费利斯·比托的镜头却表现出极大的恐惧;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甚至直接被连人带相机,扔到河中。
“摄魂术”+
“洋鬼子”的配置,让摄影在中国最初的认识与巫术链接,无法被国人认可。

第一批中国本土摄影师的成长背景,大多来源于他们服务于租界洋人开设的照相馆,或做摄影师助手,或做学徒。1870年代,摄影传入中国的近三十年后,随着与西方往来业务的频繁与民智开启,中国人对照相的需求开始增加。

公泰(Kung
Tai)是立足上海,最早的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照相馆在上海河南路,专注拍摄人像,同时销售中国人像及风景照。

1860年代后,随着上海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日趋增强,租界对土地的开发需求也不断增加,外滩随之而迅速扩张。据粗略统计,自1845年至1935年的90年里,外滩的重要建筑平均每三十年就要翻造一次,除极少数大的洋行、银行、海关从建立之初就处于原址之上外,其余大部分的建筑均有变化。

公泰深刻的认识到这样的变化与视觉记录的价值,每隔两三年,照相馆就会拍一张上海外滩全景图,以反映外滩迅速变化的建筑外观。本次展出的全景影像由公泰照相馆拍摄于1880年代,由8张蛋白照片拼接而成,所见范围南至法租界,北至虹口区,从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外滩建筑的第一次高峰,最为壮观的外滩1号到外滩33号建筑耸立在黄浦江畔,是研究外滩建筑变化与上海城市发展史的重要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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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滩全景,1880‘s,公泰照相馆 (上色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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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滩全景


约瑟夫·洛克和他的彩色摄影

王溪

晚清、民国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与屈辱的100年里,影像始终为伴。然而相机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客观的工具。

除了寻找“卖点”,定制题材的商业摄影师之外,更多业余摄影师也开始他们对中国的探索。然而,摄影再次强化了那些过去的“不熟悉”,正如萨义德《东方学》中所描述,那些“猎奇”“幻想地理”,伴随着回乡之时,可炫耀的心态,特有的“失衡”,透过照片与相册暴露无遗。
而能够保持相对客观与真实的记录,唯有散落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与扎根中国,深入课题研究的西方学者们:他们别无其他用心,在中国的活动范围最广,几乎用一生的时间停留,观察与理解也最为深刻。

约瑟夫·洛克无疑是这样一位学者。这位美籍奥地利探险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在1922年至1949年期间,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农业部、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的探险家、撰稿人、摄影家的身份深入中国云南、四川、甘肃东南以及西藏东部考察。

在中国停留的27年间,洛克对当地植物群落、人文风俗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洛克采集多种植物样本和收集的8000册左右东巴经书,目前主要保留和收藏在欧美;其著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及《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均为研究纳西文化的权威之作。

在此期间,洛克还拍摄了大量的图片,这些聚焦于中国西南山川植被,尤其是对纳西民族文化的研究与记录,不仅令西方大开眼界,更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洛克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记录中国西南的西方旅行者,作为多重身份的旅行者,他的记录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审视视角,无论是对于山川植被等自然景观的记录,还是对于人类民族等人文历史的忠实观察,都极具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价值,这也是我们今天展现他的作品,以回望我们的文化历程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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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教祭风仪式,1930年,云南丽江,约瑟夫·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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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巫,1930年,约瑟夫·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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